| 母亲：我的教育家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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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09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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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何夏寿 母亲去世快20年了，但我一直按照母亲的要求践行着教育，一刻也不敢懈怠。我爱母亲，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，还因为母亲是我最最敬仰的——一个目不识丁，却具有高超情怀和诲人韬略的“教育专家”。那一年——1979年，我17岁，村小学要招一位代课教师。我刚刚高中毕业，一去试考，中了。母亲很高兴。 在我去学校上班的那天早上，母亲早早起床，为我请了灶君菩萨（我们家乡参加新工作的一种风俗）。在菩萨面前，母亲一边化纸钱，一边对我说：“当老师说难很难，说不难也不难。只要对小人（小孩子）好，书便可教好的。” “只要对小人（小孩子）好，书便可教好的。”那时候，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母亲这一句平淡、朴素的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的嘱咐，竟包含、甚至囊括了无数中外教育家穷其一生研究的“爱的宣言”。我为母亲骄傲！当然，更为母亲所折服的是母亲对于“只要对小人（小孩子）好”的深刻理解及其身体力行。 我领着母亲的“旨意”走上了教育的岗位。学校让我教语文，兼任班主任。为了多接触小人，待小人好，我还对学校领导说，我会唱歌，能不能让我再教一门音乐。事后，我知道，乡村小学的师资紧张得要命，有语文、数学老师就不错了，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学科因为没有老师，连课也不开的。我主动要求，无疑给学校领导雪中送了炭。幸亏我只会教音乐，如果我说同时还会体育、美术、科学什么的，兴许校长会把整所学校的“副科”统统交给我。 为了对小人好，我在语文课上，要求学生所有学过的课文必须会背会默；所有教过的歌，必须会吟会唱。可问题来了。唱歌倒没什么，不会唱的只是声音小一点，会唱的嗓门高一些；但学过的课文不会背的就是不会背，不会默写的就是不会写。这不行，我对孩子们实施“关夜学”，背一个，放一个。有一次，我关一个孩子背课文背到日落月升，孩子的母亲照着手电来到学校。看到母亲，背不出课文的孩子哇得大哭起来。我去帮他擦眼泪，孩子竟狠狠地咬住了我的手，我用了好大的劲才挣脱了自己的手。孩子却乘机跑出了教室，投进了黑夜里。孩子的母亲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说了句“何老师，你也真是——”，就没好脸色地转身就走。 我带着伤痛回到家。母亲看到我手腕上的大红咬印，问我发生什么。我把满心的委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听后，一面揉着我的伤口，一面对我说：“其实，那小人咬你也是有道理的。” “有道理？”我惊讶地问。 “你想想，叫你一天到晚又背又念，你会不厌烦吗？” “你不是说要我待小人好吗？” “那也不要强迫小人。会背的就背，不会背的可以读，再不会的让他跟你念。”母亲说到这里，拉起我的手说：“你看，手指头伸出还有长短，哪能人人都会背的。”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了，只是再次走进厨房，从锅里给我端上了饭菜。我望着母亲，回想着母亲刚才所说的话，若有所思。 真的，在母亲的箱子里，找不到任何一张发给母亲的奖状证书；在母亲一生的闲谈里，也从来没有迸出过一字半句“教育应如何如何”的专业术语。但母亲这位天生的教育家，在35年之前，在我踏进教育岗位之初，以她朴素的语言，通俗地对我进行了因材施教的良好启蒙。时至今日，每每坐在装修精致、灯光摇曳、鲜花铺台、音响悦耳的会场里，聆听一批接一批教育专家变换着姿态给我们宣讲什么尊重差异、个性教育、以生为本、以学定教的所谓教育思想时，我总觉得他们在复述着我母亲35年对我说过的话。我真为母亲骄傲！ 第二天的语文课，我用了母亲教我的方法，对于教过的课文会背的就背；不会背的可以读；再不会读的，我念一句他跟念一句。这一招还真灵，到放晚学，50个孩子个个过关，心花大开。昨天咬我手的男孩也大声地读出了课文，显得很高兴，离开时还用他脆脆的嗓子对我喊老师再见。我忽然觉得班上的每个孩子都很可爱，而且都很聪明。 后来，我的语文课上，根据课文的内容，在快结束时，我有时安排给孩子们唱一首歌，有时讲一个故事，有时说一句笑话，孩子们显得特别开心。 我也更待小人好了。有一次，我上童话课文《小猫钓鱼》，我念完课文后，有一个孩子举起手，告发他的同桌在我念课文时，在做小猫吃老鼠的动作。我问原因，小男孩说，他听着听着，就想学学小猫捉老鼠的样子。我让他再做一次，那小男孩当众表演了。说真的，那小孩子真是个天生的表演家，他表演小猫捉老鼠的动作实在太逼真了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我索性让那小孩走到黑板上，让大家学着他的样，学做小猫，配合着我的朗读。教室时乐 “爆”了。就这样，我的教学生涯里，诞生了第一节读、演、讲一体化的童话教学课。课上完后，孩子们围住我，纷纷要求下一次语文课也要这样上。我问孩子们，除了小猫，你们还会表演什么，孩子们七嘴八舌、又蹦又跳，有的说会演猴子，有的说会学小狗，有的说做小熊……孩子为什么都那么喜欢演小动物，我陷入了沉思。 那时候虽然我不知何谓教育原则，更不懂得什么教育思想，但出于恪守母亲“只要对小人（小孩子）好，书便可教好的”的教育信条，以及实践母亲“手指头伸出还有长短”的教育思想，我开始认定孩子与我们大人不同，喜欢学习他们感兴趣的东西，喜欢用他们的所喜欢的方式学习知识。这为我日后实践、探索“童话教学”、“儿童文学育人”奠定了矿藏式的心理基础。 当然，母亲这位教育家，她高超的育人水平不仅仅只体现在她的教育“理论”上，更体现在她的教育行为上。 由于受母亲的影响，我的课越上越让孩子感兴趣，致使有好多孩子都不愿意放学回家了。上级教育部门看我教书还真有一套，让我这个代课老师转了正。母亲更高兴了。 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刚刚改革开放的乡村里，有好多村民开始到大城市里去创业。家里的小孩子托给谁最放心，小孩子都对父母说要求能和我生活在一起。于是有家长找上我家，掩掩盖盖地告诉了这层意思。我还没有表态，母亲先开了口：“我儿子转正了，一辈子就教书了。你们出去赚钱好了，你们的小人就放在我家，我们会照顾好的。”就这样，从1985年至1994年母亲去死，母亲先后成为我的8位学生的奶奶。 说是奶奶，主要是从母亲的年龄上说的。母亲生我时已经45岁了，我17岁走上教育岗位时，母亲已经62岁了。孩子们寄居在我家，自然称呼我母亲为奶奶。但事实上，母亲为这8个孩子所做的一切，却是母亲式的。每天为孩子做三餐米饭，为他们缝补浆洗四季的衣服，还要照料他们晚上睡觉，特别是孩子生病时还得送医院等等。 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跟我母亲睡一床的小男孩，半夜肚子痛得哇哇大叫。72岁的母亲那几天也正咳嗽，但为了不影响我的睡眠，自己一个人背着孩子下楼，准备去医院。由于心急，母亲开门时不慎碰落了门栓，我醒了过来，才用自行车将孩子送到医院。而母亲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了一个多小时，来到镇上医院看我们。见到我们第一句话便问，痛止住了吗？母亲一面劝我回家睡觉，一面帮正吊盐水的男孩揉着手腕。为了第二天能正常上班，我回家了。我把病孩留给了年迈的母亲。后来，那男孩告诉我，我走后，他吐了一地，奶奶又是帮他擦脸又是为他捶背，一直忙到天大亮。 一位跟孩子非亲非故的老人，一位目不识丁的老人，以她对教育独特的理解和实践，时时演绎着教育家博爱、豁达的真谛。 1994年5月26日傍晚，因患食道癌处于弥留之际的母亲，用她微弱的声音问我：“你们学校明天要去镇里跳舞吗？”是的，前两天，我对母亲说过，这些天，我有点忙，为庆祝六一，镇小学要举行文艺会演，我们学校在排大型合唱节目。我是拉手风琴的，得一遍一遍地和孩子合。看着瘦得只剩骨头的母亲，想想母亲来日不多，能陪一天就算一天，我撒谎道：“镇里后来取消了。”母亲望着我，无语。 半夜，母亲突然呼吸急促，脸色惨白，我握住母亲手，大声呼喊。但无济于事了，母亲的呼吸停了。那惨白，像流水一样从额角一下子滑落到眉头、鼻梁、唇角、下巴…… 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在母亲的遗体前拜了两拜，随着学校里的车去镇上参加六一会演。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，家里死了双亲，子女至少在头七不能唱歌作乐。而我居然要去这剧场，，而且还要弹琴。这无疑是对母亲极大的不孝不敬。但我知道，我必须去的，这是母亲的意思。可能谁也不会知道——我们母子心灵相通。母亲之所以走得这样坚决，是因为母亲知道，她不走，我就会以“镇里后来取消了”的借口，陪着她而走得慢，甚至走不了；母亲之所以走得这样安静，是因为母亲想静静地聆听儿子拉响的乐音，孩子们清丽婉转的歌声；母亲之所以走得这样从容，是因为母亲完全相信，她已经把她的儿子引入了至真至善的教育航道，不管旅途是鲜花满天还是阴霾密布，她的儿子已经深深地懂得了“只要对小人（小孩子）好，书便可教好”的内涵外延。 送别母亲的场面也很特别。除了我们这些母亲的亲生儿女，媳妇女婿，外甥内侄等亲亲眷眷，送行的队伍里，还有一大帮孩子，有上了大学的，有正在读高中的，也有挂着红领巾的小朋友。我想，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，都是母亲用大爱与大善写就的作品；每一个叩头每一朵白花都是母亲最美的祭奠。 母亲，一个从未上过学堂、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，享受着这一份教育带给的体面与尊贵。我为母亲骄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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